国家统计局14日公布的1-2月经济数据显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稳中有升，民间投资增速加快；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提高，土地购置面积增速由负转正；消费品的市场销售基本稳定，消费升级类商品和网上零售持续较快增长。专家表示，1-2月内外需均有所复苏，房地产投资、基建等超预期回升，经济延续去年下半年以来稳中向好的态势。预计未来财政政策将突出调结构，货币政策将突出去杠杆。

　　房地产销售与投资回升

　　“1-2月份经济运行的主要指标表现较为积极。”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盛来运表示，无论是与去年1-2月还是与去年11-12月相比，多数指标趋向明显改善，有的指标超出预期。综合这些指标来看，生产和需求略有回暖，总体运行延续去年下半年以来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

　　1-2月投资全面回升，基建投资同比增速升至27.3%。工业生产加快，工业增加值增速创去年9月以来新高。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学智表示，结合近期工业产品价格回升、主要景气指数向好判断，一季度经济明显回暖。

　　从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与销售的数据来看，1-2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名义增长8.9%，增速比去年全年提高2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面积1405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5.1%，增速比去年全年提高2.6个百分点。

　　申万宏源首席宏观分析师李慧勇表示，地产销售和投资超预期应主要与三四线城市销售回升有关。一个间接的证据是，中部和西部商品房销售分别增长33%和36%，远高于东部的16%。1-2月房地产投资增长8.9%。

　　对于未来房地产调控的走向，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目前房屋销售供求两旺，去库存加快，预计房地产调控在“分类指导、因城施策”的原则下还有进一步紧缩空间。

　　汽车消费增速下降

　　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7960亿元，同比名义增长9.5%。低于市场此前的预期。

　　九州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邓海清表示，消费同比增速有所下滑主要与汽车消费同比回落有关，但需要注意消费增速仍高于其他所有经济指标，经济转型成果显著。去年汽车消费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较高增速的最主要因素。随着汽车减税效应减弱、基数增大，汽车消费呈现周期性回落特征，导致今年消费同比增速大概率低于2016年。

　　对于汽车消费潜力，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认为，去年在汽车消费政策的刺激下，汽车消费透支了今年的潜力。今年1-2月汽车消费同比增速由11月的13.1%和12月的14.4%骤降至-1.0%。

　　此外，近年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在春节期间放缓也可能是受到消费习惯改变的影响。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梁红表示，近年来线上零售高速发展，零售高峰从以往的春节向年底的网购旺季转移，压低了年初的零售同比增速。

　　不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的绝对水平并不低。邓海清表示，1-2月的同比增速显著高于同期的GDP增速、工业增加值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房地产投资增速，不能因为消费增速下滑就得出中国消费需求不足的结论。恰恰相反，当前中国的消费需求高于其他需求，这与2014年之前投资增速长期高于消费增速有本质的不同。

　　保持政策稳定性

　　经济实现开门红，企稳态势逐渐明显。温彬表示，当前需保持宏观调控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抓住经济企稳的有利时机，处置和化解一些风险因素，增强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抗风险能力。同时，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奠定基础。

　　“在经济总体无忧的情况下，宏观政策将以落实既定的政策为主。”李慧勇表示，财政政策将突出调结构，货币政策将突出去杠杆。预计美联储加息后，中国MLF和OMO操作利率再次上调的概率将加大。

　　邓海清认为，经济增长和通胀情况不支持货币政策收紧。从经济增长来看，目前并不存在经济过热迹象，也不存在因为经济增长而紧缩货币的可能。目前仅存在将2015-2016年的“稳健略偏宽松”修正到“稳健中性”、缓慢适度上调OMO利率的可能性，这仍然主要取决于金融系统风险状况。

　　从今年整体经济形势来看，李慧勇认为，预计实际GDP增长继续“L”型筑底，改善主要体现在价格名义GDP和企业效益。根据先行指标判断，经济小复苏将延续至二、三季度，不排除全年好于预期的可能。

    “到底‘注册制’能否在二审稿中写上，怎样写，这个我没有把握，但是我认为市场不必把注册制看得那么可怕。”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9日指出，证券法修订草案一审稿确实对注册制有过一些较明确的表述，但2015年出现了股市异常波动，注册制的实施推迟了。

　　吴晓灵介绍，全国人大对进行注册制试点的授权是两年，要求在试点过程中做中期报告，现在还没有做中期报告。

　　发行和退市制度有望完善

　　吴晓灵介绍，《证券法》要修订的内容主要包括四方面：一是要完善基本的交易制度，包括证券的发行、交易、登记、结算和退市；二是要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留下制度空间，为企业更方便地进行股本融资提供渠道；三是要更好地进行投资者保护，对于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要增强。对于投资者利益的损失，相关的法律救济渠道和行政救济渠道也会增加；四是进一步明确市场规则。资本市场最核心的是信息的真实、全面的披露，对于虚假信息、价格操纵、内幕交易这些违规行为要严厉打击，提高打击的力度，还要增加监管当局侦查的手段，有利于严肃市场纪律。“这四个方面肯定会有比较多的一些进步和更好的一些表述。”吴晓灵表示。

　　“在《证券法》修法过程中，进一步明确各种违法违规行为界定的标准，提高处罚力度，是共识。”吴晓灵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还有很多证券违法违规行为实际上涉及到《刑法》，《刑法》的处理并不是《证券法》本身能够规定的，因而也在做同步修订相应刑法条款的准备。

　　注册制和杠杆收购需进一步研究

　　吴晓灵认为，在《证券法》修订过程中，注册制、杠杆收购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吴晓灵指出，不论是注册制还是核准制，都是要让所有的上市公司真实、全面披露信息，中介机构要对信息的真实、全面负责任。在此基础上，到底是由监管当局来控制发行节奏，还是把发行价格和节奏交给市场去做，这个是核准制和注册制唯一的差别。

　　针对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和2016年杠杆收购中出现的一些乱象，吴晓灵认为，拓展“证券”定义的范围，把集合投资计划列入“证券”，更加具有迫切性。

　　“在证券法修订草案一审稿的时候，这是最大的缺陷，没有把‘证券’的范围拓展到集合投资计划中去。我们看到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的场外杠杆配资，和2016年杠杆收购中宝能系用9个资管计划嵌套，来进行股权收购，都反映了我们在资管市场上的分裂、分割、标准不一所带来的危害。”吴晓灵表示，因而在《证券法》的修订中，如果大家对于资管市场的统一标准有了共识，如果能够在统一法律关系上前进一步的话，“证券”的范围在《证券法》中应该拓展。如果“证券”的范围能够拓展，功能监管的理念也应该在《证券法》中给予更好体现。

　　“通过去年的杠杆收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我们也应该看到，公司治理中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问题。”吴晓灵指出，万科之所以能够成为被收购的对象，除了它股价低估、有增值空间外，股权分散，使公司难以抵御别人的敌意收购，也是公司治理过程中的缺憾。

　　吴晓灵表示，应该思考怎样从制度上有效保护企业创始人、优秀团队对企业的控制权，保证企业更好地按照长期经营的方针去经营，而不是着眼于短期股价波动。

　　她认为，探讨借鉴建立AB股制度，或在公司章程中允许设立一些反收购的条款，也有可能是一种办法。在双重股权制度下，不同股票的投票权重是不一样的。“这个问题离《证券法》的修订更遥远，但如果市场共识足够多的话，因为证券法的修法还有二审、三审，也不是说不可以考虑的问题。”吴晓灵表示。

　　在投票权方面，吴晓灵表示，除了要保护公司创始人和优秀团队的控制权外，对于中小股东也要考虑他们的权利问题。她介绍，国外有表决权信托制度，可以把中小股东表决权收集起来，委托信托专业人士去投票，这种制度也值得研究。“总之，在证券市场发展中还面临很多新的问题，如果在法理上、理论上、实践上对很多问题能有更多共识，法律就能修订得更好。”吴晓灵表示。

　　资管产品将被穿透性监管

　　吴晓灵表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警惕四方面风险，分别是不良资产、债券违约、影子银行和互联网金融等累积风险。在她来看，防范影子银行的风险格外重要。

　　吴晓灵介绍，影子银行里面，最关键的容易引起风险的是资产管理产品。原因主要包括：一是规则不统一。层层嵌套，拉长了债务链，隐藏了风险；二是投资者的适当性管理坚持得不好，会出现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与投资方向不匹配的现象；三是因为数据不清晰、投向不清晰，难以对它的风险进行判断，一旦出现风险，有传染性和波及性。

　　“如果不能很好了解到这些产品的投资者是谁，投向是什么，准确的数据是什么，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当一些产品出现违约的时候，就能引起非常大的风险。这也是当前为什么由人民银行牵头来制定资产管理产品统一标准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吴晓灵指出。

　　吴晓灵介绍，现在在央行主导下，和各个监管当局一起在制定资管产品统一标准，坚持了穿透性的监管原则。

　　“投资者要穿透到最终的投资者，产品要穿透到最终用钱的产品，这样才能弄清底数。”吴晓灵表示，要建立资管产品综合统计系统，要了解总量、关联度、杠杆水平、资金投向，这些将为今后了解和化解资管产品风险准备有利条件。

　　对于人民银行正在制定大资管领域的统一标准，吴晓灵谈了自己的看法：一是要统一对合格投资者的认定；二是按照公募和私募的分类制定统一标准；三是按照公募和私募的区分来确定投资者人数和合格投资者资格；四是根据公募和私募的方法来确定产品的杠杆率和产品的投资标的。“我认为，按照这些标准来制定统一的原则，建立资管产品的综合统计系统是非常好的，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吴晓灵表示。

    一面是延续近两年利润负增长，一面是价格下调导致了能源、原材料和电信行业企业利润直接受到冲击，当人们正在对2016年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业绩担忧之时，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呈现在面前：

　　一举结束两年利润负增长局面，占中国国企绝大多数的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在2016年实现了利润增长6.7%，创出了2012年以来的最高增速。在利润呈现恢复性增长的同时，利润来源也发生重大变化，电子设备、电气机械、医药等行业利润比重显著上升，结构优化成为新趋势。

　　V形反转显示实体经济渐入向上空间

　　来自国资委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6年的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利润数据呈现“四个优”。

　　一是主营业务止降回升转型优。全年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0.3%，一举扭转了2015年下滑7.8%的不利局面。

　　二是利润总额由降转增效益优。全年利润增速6.7%，终止了2014年和2015年连续两年的下降趋势，还创造了2012年以来的最高增速。

　　三是利润率上升质量优。全年主营收入利润率5.03%，比上年提高0.39个百分点。

　　四是企业扭亏成效优。2016年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减少了475户，国企亏损面比2015年减少了3个百分点，亏损企业亏损额同比下降了1.7%。

　　这样的亮眼成绩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步步地从“低谷”中踏实走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实体经济增速放缓成为全球面临的共性问题。同时，在“三期叠加”影响下，以国企为代表的中国实体经济也受到了较大影响。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看，月度的国有工业企业累计利润增速从2014年10月开始就出现了负增长，进入2015年后更是出现“断崖式”下滑。

　　没有足够利润的支撑，企业无法实施扩大再生产、职工难以实现收入稳步上升、改革的进程也会受到影响。正是从这样的低谷起步，国企职工上下用了长达近两年的时间，通过多方举措共同发力，才使利润降幅逐渐收窄，并在2016年第四季度实现了累计利润增速由负转正，还将这一趋势延续到了2017年。

　　“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变化并不一样，资本市场的扭转可能是瞬间变化，而实体经济的向上爬升往往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需要艰苦地努力。”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张春晓对第一财经分析，去年第四季度国企利润增速转正是一个重要转折，也显示实体经济在这个时候，已经走入了向上的空间。

　　结构优化促进新动能培育壮大

　　在利润回升的同时，结构优化成为新趋势，国有工业企业利润集中在能源、原材料等少数行业的局面正在被打破。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利润总额排名前三位行业的利润集中度由2015年的75.8%下降到2016年的65.2%。国有工业企业中制造业实现利润占比一举上升至71.4%，比2015年提升了15.8个百分点。

　　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总会计师沈莹表示，这一轮改革的重点正是机制创新和结构调整。经济下行的时期，传统重化工产业产能过剩，不能适应市场需求变化，迫切需要结构调整。前些年石油、煤炭等能源行业利润占比大、效益贡献多，与国家工业化发展阶段相匹配。随着经济发展到新的阶段，对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的需求快速增加，这就需要调整结构和转型。

　　目前，新动能、新热点正在国企内部集聚。其中，电子设备、电气机械、医药等行业已经连续三年进入到十大盈利行业。电子工程、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等新的利润增长点正在形成。

　　沈莹说，这体现了结构转换过程中新动能正在培育壮大，结构在优化，这也是经济企稳转好的基础。

　　利润回升印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

　　国企走出低谷的这两年，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并践行的两年。除了经济转好、市场转暖、成本压力有所缓解等因素外，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向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效益，这才是国企复苏动力最稳固的来源。

　　在张春晓看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落地措施是“三去一降一补”，而“三去一降一补”的核心运行平台就是国有企业。“国企改革挺进多少、三去一降一补落实多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多少、五大发展理念实现多少、小康社会建成多少，这里面有着严密的逻辑联系。”

　　改革往哪儿走，效益就从哪儿来，不少国企增收扭亏实践都验证了这一命题。

　　从改革要效益，首先就是对中央“三去一降一补”的改革政策不折不扣地执行。

　　煤炭、钢铁等行业是这两年落实“去产能”的主战场。因受多种因素围困，国有煤企之一的兖矿集团在2013年上半年曾亏损近13亿元，企业一度陷入困境。在煤炭行业产能过剩、煤炭企业亏损严重的严峻形势下，国家出台一系列化解煤炭过剩产能的政策措施终让兖矿在改革中扭亏为盈。

　　兖矿集团董事长李希勇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深化改革是破解发展难题的“牛鼻子”。兖矿开展“瘦身行动”，经过两轮机关机构改革，集团整体机构数量减少50%；开展人力资源“五项整顿”，年节约人工成本18亿元。

　　从改革要效益，就是要持续向内看，降本增效不能停。

　　2016年，国务院国资委要求全国国企广泛深入开展“成本管控、效益否决”专项行动。2016年中央企业百元收入负担的成本费用同比下降0.5元，宝武集团、中煤集团等14家企业成本费用同比下降超过10%。3家航空企业压降销售代理费用61亿元，3家石油石化企业桶油操作成本降低1.3美元。许多企业通过加强集中采购推进降本增效，中国中车(10.320, 0.03,0.29%)、东方电气(10.790, 0.00, 0.00%)分别节约采购成本21.9亿元和13.8亿元。

　　从改革要效益，还要持续对外延展，市场开拓不止步。

　　最近两年，全球需求不足问题依然突出，波罗的海指数低位徘徊。宁波舟山港发挥实质性一体化优势，加强体系内各码头间互动，紧扣业务重点，有力出击，保持了散杂货运输高位运行。不仅在打造全国最大的铁矿石中转基地上迈出了坚实步伐，还加强了与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的沟通联系，促进原油货源回流。

　　从改革要效益，最终要让企业效益变成社会效益，让百姓有更多获得感。

　　为了贯彻国家“提速降费”的改革要求，2016年中国电信整体流量资费在2015年下降33%的基础上又下降了37%，两年下降了57.4%，流量每兆（MB）价格降至5分钱。在降价的背后，企业靠内部挖潜真正实现让利于民。2016年，中央电信企业压降销售费用418亿元，销售费用占营收比控制在14%以内。

　　张春晓表示，国企改革的实践一直在践行中央的政策方向，中央的改革措施一直在国企改革中落地生根，“国企的利润回暖，说明中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是对的，国企改革的方向是对的”。

　　深化改革是国企效益继续复苏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

　　进入2017年，国企效益的继续回升仍然是挑战与机遇并存。国企所代表的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是中国实体经济的骨干力量，有了国企利润恢复所显现的实体经济振兴前景，中国经济才能走得更稳健。

　　从年初市场情况分析看，经济运行稳中向好的态势进一步巩固。但是，经济运行中的一些不稳定因素还比较多。

　　宏观方面，世界经济仍在艰难复苏，国际贸易低迷，保护主义加剧，地缘政治风险增加。国内方面，经济仍处于“三期叠加”阶段，下行压力依然存在，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矛盾仍较突出。企业自身方面，解决长期快速发展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尚需下苦功夫，依然存在一些改革难题需要破解，企业供给侧改革任务艰巨繁重。

　　面对这样的形势，只有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提高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为中心，全面深化企业改革，大力调整布局结构，持续强化创新驱动，着力加强风险管控，狠抓国企改革“1+N”文件在企业落地，才能在新的平台上实现国企效益的继续提高。

　　沈莹也强调，2017年国有企业要加快各项改革措施落地，释放改革动能，为供给结构调整、提高劳动生产率破除障碍，为振兴实体经济拓展更多的发展空间。

    证监会主席刘士余7日列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在回答记者关于“资本市场改革要如何迈大步”的问题时，刘士余指出，资本市场改革是要迈稳步，而不是“迈大步”。

　　对于“IPO会保持目前节奏吗”的提问，刘士余笑着回答：“你猜得差不多。”

　　此外，刘士余在会上对重庆一家H股公司的A股上市进程表示关注，并纠正说：“不能叫‘回来’，应该叫A+H两地上市，资本市场用词不当会引起波澜。”

　　在此前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刘士余在回应“IPO堰塞湖”问题时谈到，中国是发展中的大国，随着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申请上市，这不是坏事，这是好事，是中国经济活力的体现，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源头活水。

　　关于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刘士余在2017年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和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均强调，资本市场的监管发展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牢牢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这是基本原则。

金石说

  2月市场步入新的阶段，投资者预期的红包行情也如约而至，但这一轮的红包派发相比以往，能拿到手的则是少数。结构性的热点较为集中，板块之间切换速度快，龙头标的和跟风标的的冰火两重天都大大增加了投资收益的难度。纵观现阶段的市场，整体而言依然是一个存量资金博弈的市场，依然是大盘震荡筑底后逐渐恢复和休整的市场，指数大涨以及大跌的可能性都不是很大。那么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该如何抓住市场的主线呢？

  我们认为，当下的市场要甄别好市场内的不确定因素和相对确定的因素。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关系的变化以及相对应的造成的地缘政治的影响；国际金融体系频发的黑天鹅事件；人民币汇率单边下行通道的打开；利率政策逐渐迎来拐点，这些都将左右市场，给市场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连贯的行情开启的难度较大。小幅的波段行情将有可能是市场最多的选择方向。但另一方面，国企改革、一带一路、建材、军民融合等一系列政策改革驱动加政治红利板块的崛起；白酒、小金属等诸多因上游产业链涨价而带来周期性机会的标的也在闻鸡起舞，相对于不确定的市场环境，在政策利好层面和本身供求关系出现较大转变的行业和标的，自身的确定性则是在悄然增加的，重个股、轻大盘的策略在目前显得尤为重要。

  以往较多的时段市场的回暖基本都是主板搭台，中小创唱戏而近期市场则出现了较大的二八分化，在本身热点板块就相对集中的条件下市场又更倾向于主板蓝筹，中小板和创业板进一步的走下神探。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们相信这是市场自身的明确选择，低效率和低人气的大格局下，创业板的估值仍旧存在一定的水分和虚高，资金的风险偏好的下降势必会对安全边际的需求进一步提升。我们认为后市主板和创业板会是一个交替上升的模式，阶段性人气的聚集会在板块之间来回切换。

  2月的一大新势力就是次新股板块，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始终存在的不对等性，决定了新股次新股供求关系的长期不均衡，而未来市场发行的速度更是只会有增无减。因此对次新的炒作也将持续下去。对于未来的市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判断：

  市场判断：基于近期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和经济筑底迹象的观察，我们对市场的观点较去年底乐观一些，上证指数运行区间由之前的  2,650 ~ 3,800点调整为 2,900 ~ 3,800点。

投资策略：由于特朗普就任后中美关系诸多方面尚未明确，美联储加息次数及时点也可能超出预期，在十九大召开前市场预期震荡，而4Q17~1Q18可能迎来周期耦合下的系统性机会。非理性震荡提供买入机会，需把握好市场节奏。

  重点关注领域：重点关注持续景气领域和核心主题，包括传统产业细分领域龙头、国防军工、国企改革、并购重组、新能源汽车及智能化产业链、5G下的硬件与软件、大数据云计算及互联网金融、人民币贬值受益板块等。

    “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是资本市场健康运行的重要基础，也是实现有效监管的重要支撑。”证监会稽查部门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下一步，证监会将坚持“依法监管、从严监管、全面监管”的执法理念，保持一贯的决心和态度，进一步加大对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切实完善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监管理念，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保护好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快速联动查处案件

　　证监会稽查部门对多起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法案件、中介机构未勤勉尽责案件、卖方机构信息误导案件的查处过程显示，网格化、精细化的专业稽查执法成为“对症下药”净化多层次资本市场信披环境的重要推动力。

　　“安硕信息及东方证券从业人员信息误导案”最具典型性。安硕信息2015年曾创下每股473元的最高价，其间出现的“编故事、讲故事”是颇具误导性、诱导性和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

　　“研究员欲扬名，公司想涨股价，各有所需，一拍即合。”参与安硕信息案件调查的人士介绍，安硕信息宣传披露涉案信息分两个阶段：一是2014年5月至2014年11月，主要以“征信、数据、小贷云”为主要披露和宣传内容；二是2014年11月至2015年5月，安硕信息披露、宣传其布局互联网金融相关业务。

　　该人士表示，安硕信息利用市场题材热点，虚实相间乃至偷换概念地披露信息，为投资者描绘了公司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广阔前景。公司在证券研究、咨询等人员的配合下，大量传播误导性信息，诱导投资者买卖公司股票，刺激股价短期内大幅上涨，造成恶劣影响。东方证券从业人员大量使用夸张性语言和评价，在研究报告中作出“三层业务体系构建信贷资产服务平台，未来市值空间超200亿”、“打造信贷资产服务平台，市值超千亿”等蛊惑性和诱导性表述。

　　在类似的稽查实践中，对信披违法案件的查处已形成系统化快速联动机制。证监会稽查办案人员介绍，在“昆明机床及相关方信息披露违法案和中德证券未勤勉尽责案”的查处中，调查组兵分5路，对多个涉案主体同时进场调查。在部分调查对象不配合、不理解、互相推诿以及“遗忘”、“丢失”相关证据材料的情形下，由于前期分析较为细致、透彻，调查方案完整覆盖各个调查地点、调查对象和主要违法事项，做好了充分的预案并发挥稽查总队和云南证监局的密切配合作用，调查工作最终全面取得相关证据，在2个工作日内基本完成现场调查。

　　在“振隆特产虚假陈述案”、“时空客信息披露违法案”、“舜天船舶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中，证监会通过在IPO专项财务检查等环节深挖违法违规线索，推动各地证监局加大对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件的查处力度，织就一张严密的稽查执法“天网”，对各类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严惩不贷。

　　内控治理警钟长鸣

　　相关案例显示，上市公司、中介机构等内控合规机制缺失或执行乏力是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出现的重要原因。

　　对于新三板挂牌公司时空客信息披露违法案，证监会稽查办案人员介绍，公司实际控制人“一言堂”是违法根源。多项违法行为由原董事长王恩权授权并主导，均未履行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程序，未履行定期报告或临时公告义务，公司内控制度完全失效。大连证监局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公司内部控制严重缺失，管理层法律、合规意识淡薄，相关制度制定不合理，缺乏针对性和可执行性。公司公章管理极不严格、规范，原董事长王恩权想盖就盖。

　　对于“舜天船舶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证监会稽查办案人员介绍，公司内控制度几近失效，为违法违规行为提供了土壤。虽为国有控股公司，但公司时任董事长王军民“一言堂”的情形较突出。在办案期间，公司高层频繁更换，新任董事长、董事履职期间仍受到前任董事长施加的压力，甚至人为给调查组查实公司违法违规行为设置障碍。

　　中介机构内控的实施效果也受到重点关注。在“安硕信息及东方证券从业人员信息误导案”中，东方证券分析师浦俊懿、郑奇威未经公司内控部门审批、复核，使用极具诱导性的语言文字，私下将对公司的调研分析通过上万封邮件发送给投资者，导致安硕信息涉案信息大量传播，严重误导投资者。有53家基金公司的220多只基金先后参与安硕信息的股票交易，最高持有可流通股份的85%。在基金买入过程中，上市公司先后推出多项与“故事”配套的利好信息，客观上对股价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证监会稽查部门人士强调，发行人、上市公司要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高内控治理水平，切莫触碰法律底线，否则必将付出沉重代价。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要增强守法合规意识，提高专业水平，切实做到勤勉尽责，确保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促进信息披露水平提升

　　证监会稽查部门表示，将不断加大对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处罚力度，对财务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保持高压态势，对IPO财务造假行为采取“零容忍”的监管措施。

　　专家指出，去年以来，证监会对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深入到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各个层面，并通过对典型案件的查处亮明执法立场与规范导向，推动规范资本市场信息披露行为，实现对投资者权益的维护。

　　在制度层面，证监会适应监管实践的发展，通过修订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信息披露准则、推动构建分层次统一的信息披露框架等措施，积极促进市场信息披露水平的提升。

　　在“舜天船舶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中，公司信息披露违法事实结构复杂、层次众多，存在关联方关系未披露、关联交易未披露、财务造假等多重违法行为，财务造假违法行为下又存在横跨两个年度、多个科目财务数据不真实的情况。专家表示，证监会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准则、信息披露框架等的完善，有利于对市场信披行为加强监管，遏制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同时，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推动信息披露“有用度”的提升。

　　一系列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件的查处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大股东和董监高人员划定红线，对新三板挂牌公司等也有深层次的警示作用。证监会稽查部门人士指出，股转系统挂牌公司作为公众公司，必须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信息披露行为必须恪守“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要求。股转系统挂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董、监、高必须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遵法守法，畏法敬法，不断完善公司治理，加强内部控制，切实提高规范运作水平。主办券商应切实履行持续督导义务，督促挂牌公司真实、准确、完整披露信息，发现违法违规线索后应及时向监管机关报告。下一步，证监会将加大对股转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